前几天，有个粉丝私信我说自己持有的某城商行马上规模要破万亿了，问我这是不是积极的因素。我当时这么回答：“不一定，银行扩大规模跟经营效率不直接相关。”对方表示不能理解，我也没过多解释，很多东西不光是银行股东不懂，很多银行内部的人对于银行规模的认知也未必正确。

(资料图)

银行业与生俱来就有一种规模崇拜。正常情况下没有任何一家银行会完全放弃对规模增长的追求。从宏观来看，现代的金融体系本身就是建立在信用货币之上的。信用货币发行量长期增长是无法避免的，作为现代金融体系的基石，银行业必定会承载越来越多的货币。在整个银行业规模稳定扩张的大背景下，如果某些银行的规模增速显著低于行业均值，那么就意味着这些银行的市场份额降低了。

从银行自身的角度看，目前我国银行业的收入结构中，净利息收入占比依然超过3/4。净利息收入主要取决于2个因素：生息资产规模和净息差。提升规模是提升营收的重要手段之一。

除了这些共同特征外，不同的银行对于规模增长还有差异化的需求。对于四大行，最重要的是ZZ任务，国家需要放水救经济的时候，四大行就是最大的供水管，有条件要放水，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放水。所以，我们会看到2022年工行，建行，农行那吓人的规模增速。对于地方性中小银行又是另一番情况了，地方中小银行普遍具有很强的扩张意愿，个人认为过去主要是为了支持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政绩工程的需求，现在又多加了一条帮助平台公司兜底拿地。地方性中小银行的大股东多数是地方政府，这就决定了他们成为地方政府潜在钱袋的可能性很大。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银行业追求规模扩张是由现代信用货币体系决定的，也是银行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剩下的问题只在于规模扩张速度是否合理。那么究竟什么是合理的扩张，什么是不合理的扩张呢？个人认为主要是3个匹配：

规模增速和资产配置能力相匹配

第一个匹配是规模扩张要和银行自身的资产配置能力相匹配，即银行要有能力找到足够多高收益低风险的优质资产。银行的根本业务就是从客户吸纳闲散资金然后找到需要资金的实体，将资金提供给需求方。

在不同的时期驱动银行扩张的根源不同。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资本稀缺可能吸储能力决定了规模扩张的速度；在经济低速发展时期，资本充裕可能发现有需求客户的能力（资产配置能力）决定了规模的扩张。这里的资产配置能力是指不以牺牲资产质量和收益率为前提资产投放能力。

这里举个负面的例子，就是年初破产的硅谷银行（以下简称：SVB）。过去两年美联储大放水，SVB的客户在银行储蓄账户上存了大量的资金。SVB一直专注于初创公司的融资服务，在疫情期间，流动性过度泛滥，初创公司的贷款需求减少。SVB拿着大量的负债（存款）却找不到足够多的资产配置。最终，SVB选择把大量资金配置在HTM(持有到期资产)，并且单方面追求收益而忽略了资产的期限错配，最终在流动性兑付危机中倒闭。SVB破产案例就是典型的规模扩张超过了资产配置能力的案例。

规模增速和吸收负债能力相匹配

除了资产配置能力以外，另一个限制是吸收负债的能力。对于中国的银行其实收到负债吸收能力的限制更大，因为我国过去几十年一直处于资本相对稀缺的环境中，大部分时间银行是项目多，资金少。

2007年之后，监管放开了同业拆借准入标准；201 3年放开同业存单发行；2015年取消贷存比监管指标。这一系列监管规则的变化，丰富了银行吸收负债的渠道。从过去的单一依靠存款演变到存款为主，同业拆借和金融债为辅的格局。2013-2017年，同业负债成为不少股份行弯道超车的发动机。过去存款立行的黄金准则受到了较大的冲击，资产立行的说法脱颖而出。

但是，随着同业业务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影子银行），监管对于同业资产和同业负债业务都加强了监管。流动性，流动性匹配率，净稳定资金比例等一系列监管指标的发布，使得揽储能力再次成为银行的核心负债能力。

部分银行在揽储能力无法支持资产扩张时会采用同业负债（同业拆借，同业存单）来补上资金的缺口。但是，这么做只能解燃眉之急，长远还是需要银行的揽储能力顶上来。否则，在流动性紧张时同业负债和长久期资产之间的期限错配可能会导致净息差大幅下降。例如，2017-2018年的兴业银行就是揽储能力不足过度依赖同业负债造成净息差显著下滑。

规模增速和资本金内源性补充能力相匹配

最后一个匹配也是最容易被投资者忽略的，就是规模增速和资本金内源性补充能力相匹配。简单点说就是规模扩张的速度不应该以资本充足率持续下降为代价。银行的最终目标应该是以留存利润来满足规模扩张所需要的资本金，而不是频繁从市场上或者股东那里要钱。

但是，很遗憾从我长期跟踪上市银行的数据看，目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上市银行寥寥无几。做的最好的是招商银行，其次是四大国有银行，再差一点的是其它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和农商行是做得最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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